从法西斯主义者到反军国主义者：对一名前土耳其士兵的采访
从小到大的经历，让扬尼斯·瓦西利斯·亚伊拉勒（Yannis Vasilis Yaylalı）成了一个傲慢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他在法西斯主义盛行的1990年代参军入伍。那时，土耳其正极其残酷地攻击着它的库尔德人民。扬尼斯当时急不可耐地想“去东边和库尔德人干一仗”。几个月后，他被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抓获，当了两年战俘。此后，自己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扬尼斯。他现在是作为一个声援库尔德人的活动家住在北库尔德斯坦（土耳其东南部）的罗博斯基（Roboski）。他还是因良心拒服兵役者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向那些拒服土耳其义务兵役的人提供帮助。2016年1月，他因“协助他人逃避兵役”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我们在2015年7月见到了扬尼斯，并就他的经历对他进行了采访。
*题图为扬尼斯·瓦西利斯·亚伊拉勒本人。
问：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在哪长大的吗？
答：我生于1974年，本名易卜拉欣·亚伊拉勒（İbrahim Yaylalı）。我在土耳其黑海地区萨姆松省的巴夫拉（Bafra）长大。巴夫拉在过去是分成两部分的。西边住着法西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而东边住着社会主义者。我出生在法西斯主义者当中。那时，年纪较大的法西斯主义者常常和警察交战，他们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民族主义和教权色彩的民族行动党（MHP）包围着我。
在那段日子里，电视上常常播着西方电影。在这些电影里，印第安人是坏人，牛仔们是好人。当我们在街上玩着孩子们的游戏时，坏人总会是社会主义者或者美洲土著。没人想扮他们。扮他们的都是那些比较服软的人。在那些日子里，我追随着错误的偶像。我是带着错误思想长大的。
问：你的教育经历是怎么样的？
答：在中学我们有军事课。我的法西斯朋友们喜欢军事课，而社会主义倾向的孩子则不愿上这种课。军官会教我们武器知识，而且我们过去也常常学士兵走路。在学校里，我们不断地被要求重复：“我是土耳其人。我很自豪成为土耳其人。”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都唱国歌。无论学校、课本、收音机还是电视，都告诉我们，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和希腊人是坏人。
每年暑假我都要去清真寺学习古兰经。真希望我那时能知道自己实际上有希腊血统。我学到了关于土耳其人的一切，而我也始终被告知，我是一名土耳其人。
问：在土耳其，所有男子都必须服义务兵役。能介绍一下你在军队里的生活吗？
答： 1994年春，我去了伊斯帕尔塔服兵役，在一个山地突击队学校里受训。后来，我可以选择转去塞浦路斯。但我说：“我们来这儿，难道就是为了逃到塞浦路斯去吗？我想去东边跟库尔德人干一仗，干掉这些恐怖分子，保卫我们的国家。”所以我就去了马尔丁。途中，库工党游击队袭击了我们的巴士，但没有伤害我们。他们是想吓一吓我们。
1990年代，由一群种族主义政客组成的土耳其政府，干出了最肮脏的勾当。情报与反恐宪兵队（JİTEM）是一个合法组织，却做着非法的事情，比如（尤其是对库尔德人的）谋杀与绑架。即便今天，当听到 “情报与反恐宪兵队”时，人们都会不寒而栗。
在部队里，我是一名狙击手。我有一把MG3狙击枪[1]。我还在射击比赛中得过奖。幸运的是，最终我都没有得到过杀人的机会。接受了两个月的训练之后，我就去了位于库区舍尔纳克省的加巴尔山区（Gabar）。我们来到了山上的一座军事基地，那下面有三个村子。
[1]此处存疑，MG3通用机枪即联邦德国改造为发射7.62X51mm北约弹的MG42通用机枪，显然不是狙击步枪，但原文如此，可能是原作者搞错了MG3机枪和MSG3狙击步枪之间的差别，不过土军是否采用了MSG3也是存疑的，MSG3的采用情况亦不知所云（资料非常少）。考虑到自60、70年代以来G3步枪是土军的制式步枪，所以G3的狙击步枪型G3/SG1的可能性很大，但扬尼斯作为山地突击旅的一员，也可能装备了当时尚属新枪的MSG90。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即扬尼斯所在的部队仿效美军越战的经验，改造重机枪作为远程狙击武器使用，但MG3机枪的口径较小，毁伤力和远距离效果显然不如发射12.7X99mm弹的M2HB机枪，因此这种可能性很小。（公众号军事观察员注）
问：你在那里做了什么？
答：我们对库尔德村民施加压力，不许他们帮助库工党游击队。我们不让他们收割自己的庄稼。我们限制他们的食物配给，因为他们可能会把多出来的给游击队。我们也想让村民挨饿。即便就驻扎在村子附近，我们还是能接到村民帮助游击队的指控。我们殴打并折磨他们。即便没有游击队的时候，我们也强迫村民们组织起村卫队[一个由库尔德村民组成的准军事组织]。
问：你能告诉我们村卫队起什么作用吗？
答：不同地方的村卫队作用不同。在一些地区，他们做的不多。而在另外一些地区，他们和军队一起对库工党游击队作战。村卫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被迫加入的，一种则是自愿参与。一些村卫队利用自己的权势和枪杀人。很多村卫队侵夺了人民的土地，就像在吉兹雷那样。所有的村卫队都配枪。
村卫队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在像我现在住的这样的村子里，村卫队除非举行庆典，否则不会用枪。在和他们相遇的第一眼我就看出了，这里的村卫队都是强迫加入的，我能理解他们。
问：你参与过焚毁村庄？（1990年代，数以千计的库尔德村庄被军队纵火焚毁，被从地图上抹掉）
答：参与过。有两个村子的村民都逃走了，这些村子便被军队烧掉了。但一个村子的村民说：“不管你们做什么，我们都不走。”于是我们殴打村民，直到他们离开自己的屋子。另外一支军事小组随后抵达并烧掉了这个村子。
就在我们把一个村子里的人赶走的前几天，我们还去那里找过食物。一位库尔德老人给了我们蜂蜜、杏仁和几双羊毛袜，还不肯为此收钱。我们强迫他收下了钱。
当我们去烧这座村子的时候，我去找过他。我很担心他，但又找不到他。当事态稳定一些后，我去屋里找他，也没找到。我当时很震惊。一个高级军官过来揍了我，把我赶回了自己的队伍。我们是不允许和村民有交流的，因为他们是好人，而政府和军队并不想让我们知道这一点。
我听说过很多对平民进行折磨、砍掉他们肢体的事情，但我自己没有亲眼见过。
军队对库尔德人民和游击队的看法是负面的、种族主义的，还把这种看法灌输给我们。他们对游击队和平民是不加区别的。他们说，游击队和平民是一样的。他们要给我们洗脑，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疑问了。
问：军队如何对待他们所俘虏的库工党游击队员？
答：我亲眼见过军队将一名游击队员从直升机上丢下去活活摔死。他们还将游击队员的耳朵整个地割下来。我见过一个民族行动党的家伙戴着一串用游击队员耳朵做的项链。虽然我成长为了一名种族主义者，但我还是会想：“我们这是在做什么？”
问：你服役时被游击队俘虏了。能说说这是怎么发生的吗？
答：9月，在参军五、六个月后，我被库工党游击队俘虏了，就在离这三、四十公里的地方。在此之前，有30或40名士兵在一次打击库工党的军事行动中被游击队打死了。我们是被派去增援的。为了把游击队员从名为“穆罕默德城堡”（Kale Mehmet）的山上赶走，我们连续打了3天。500名士兵花了2天时间搜索他们。村卫队告诉我们，某地有游击队，但我们并不真正相信他们。于是只有一小支部队被派了过去——包括我在内的二十五、六名士兵。我们到山顶上用沙包布置了一下，准备打一场小型战斗。那时天色昏暗，又下着雨。
在晚上六、七点左右，我们听到子弹从头顶飞过。游击队在开火，但没有直接瞄准我们：他们想让我们撤退。游击队之所以不想杀死士兵，是因为军队反而会因此得到荣耀，隆重举行的葬礼在城里面会是大事件，这也会进一步激化民族主义。
我的膝盖中了一枪。我在黑暗中奔跑，和背包一起跌倒，晕在了河岸边。我在那里躺了几个小时。我站不起来，而且我的另一条腿也受伤了。
第二天清晨，我过了河，努力爬到了一座被烧毁的村子里。我正在失血，又需要食物。我用一件T恤包扎了自己的腿，吃了点被烧毁村子里遗留的人造黄油。我想自己大概是要死了。而且我知道游击队就在附近。人们曾告诉我，一定不要被活捉。“他们会活剥你的皮！”以前有人对我说，“一定不要被活捉。”于是我决定，一颗手榴弹留给游击队，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自己。我在一间屋子里休息。突然，我听到了声响，并拿起了手榴弹。但那原来只是一只同样在找吃食的小猫。
我离开了被烧毁的村子，爬到了一个小山洞里。第二天，我在山洞里睡觉时，一名女游击队员进来了。她是去收集柴火的。她试着摇醒了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着的女游击队员。过去我常常看到死去的女游击队员。我想扔出手榴弹，但却没够着它。她叫来了其他游击队员。他们要我放松，并拿走了我的手榴弹。他们说：“我们是库尔德人，我们来自库尔德斯坦人民解放军（ARGK）[现在是人民防卫军（HPG），库工党的下属武装]。你是一个战俘。”我等着被杀，还想着他们会怎么弄死我。他们扶起我走到了一个小营地。游击队员正在河岸上取水做饭。虽然他们有生火，但没人能发现他们这个营地。塞利夫·戈伊（Şerif Goyi）走过来对我说：“你是一名战俘，我们是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库工党在1994年就执行了《日内瓦公约》，并在一年后正式签署。
塞利夫·戈伊说：“情况好转后，我们可以帮你离开土耳其，或许你可以去欧洲。”在土耳其，如果士兵被库工党俘虏了，他会被视作软蛋，不会得到政府的帮助。
游击队员用无线电宣布：“我们俘虏了易卜拉欣。”这样土耳其士兵就能听到了。于是军方知道我没有逃跑。
几天后，我骑着一头骡子，被带到了一个营地。在另外一头骡子身上，用枝条绑着一个游击队员的尸体，他也被运到了这里。我们到达罗博斯基和乌卢代雷（Uludere）之间的游击队营地时，军队正在轰炸。游击队员都相当镇静，但我却吓得够呛。我们穿越边境，来到南库尔德斯坦[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一个游击队营地。
我们抵达后，他们把我安置在了一个房间大小的洞穴里。我可以在外面走一走，但不能走得太远。他们想查查我是职业军人还是义务兵。穆斯塔法·卡拉苏（Mustafa Karasu）[库工党副主席]来到我面前，告诉我：“你不是职业军人。”他和我谈到了库工党，谈到了他们为什么要自卫，谈到了土耳其的国家机器是如何正在殖民库尔德人的土地、同化库尔德人民。
我在营地的第一周里，红十字会来了，检查了我的腿。他们写了一份报告，我则给家里写了封信。几个月后家里收到了信，但他们不相信那是我写的。在信里，我告诉他们要冷静下来，而他们觉得这不像我的性格，因为我可是来自于一个好斗成性、法西斯主义盛行的城镇。又过了几个月，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发现他们之前甚至不相信我被俘了。我们这些士兵被送上战场，却不曾有人想过我们有可能被俘。他们以为我仍在山上执行任务呢。
在军队里，我总是看到对人们施暴。我曾亲眼见过军队里的人把一个游击队员的尸体剁成碎片。那时我吐了，但他们却说：“就你这样，算什么土耳其人？算什么男人？”一切都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
我被俘后，我比较了（军队和游击队的）不同表现。我们过去总是被告诉说，库工党是恐怖分子，并且十分暴力。但我开始发现，游击队员们都是用一种尊重的态度说话的，并且互相倾听。我刚当兵那会儿，军人是我心中的偶像。可当我到了土耳其军事基地时，他们却把我当作畜生来使唤。那时我以为这只是长官和我之间的个人问题。但与此相反的是，我来到游击队营地后，他们是尊重我的；他们会倾听。
我刚加入土耳其军队时，很多老兵都叫我去给他们洗内裤。我经常和他们吵。游击队则相反。游击队员从来没叫我去做这种事。他们甚至说，如果想的话，我可以挂一条土耳其国旗。我观察他们的社会生活，而游击队和军队之间在这方面的反差促进了我的转变。在我这一生的20多年里，一直都是置身于暴力之中。
两个月后，我被告知，现在我这么独处对心理不好。他们说，我可以和另外一名瞎了只眼的土军俘虏一起去另外一个营地。他的名字是穆斯塔法·厄聚尔凯尔（Mustafa Özülker），于是我加入了这个营地。游击队员会和我一起讨论政治。八个月来，我一直和他们待在这第二个营地里。我总是要大谈凯末尔主义和凯末尔，游击队员们也都一直耐心倾听。我想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观点强加给他们，改变他们的想法。那时的我为凯末尔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而辩护。
但不久，一份土耳其报纸上的文章在营地里传开了。该文的作者指责我，说我是自愿投奔游击队的——即我实际上并非被俘。他们说，我在被俘之前肯定和库工党有联系。
1996年12月，在两年又三个月之后，我被释放了。我说，我不想回土耳其。在那段时间里，库工党和土耳其正处于停火状态。但库工党的军官告诉我，如果我能回去更好。如果一个士兵能发声，便能使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暴行引起更多关注。红十字会毕竟曾写了一份关于我的报告。
问：在你被释放后发生了什么？
答：被释放后，我被捕了。尽管还有其他7名士兵被俘，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改变自己的种族主义立场。不过和我一起被俘的穆斯塔法的确改变了他的看法。其他人打我的小报告，说我多么正面地评价库工党。我在监狱里被折磨了三个半月。他们把我放进一个满是水的桶里，这样我的皮肤就不会在被他们打的时候破损太多。土耳其的军事监狱要比其他监狱差很多。看守和我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十到十五个人睡在一起。
三个半月后，我的案子被提交给最高法院。因为红十字会的报告，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想证明我是一个恐怖组织的成员。但红十字会的报告已经指出，我是被游击队俘虏的。游击队员也宣布过我是被俘的。我的案子在土耳其是首例，因此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为好。
法院表示，我应该被释放，但他们把我在军事区监狱的一个单间里关了三个半星期。
我曾在土耳其军队服役5到6个月，而我在游击队那里待了超过2年，因此我不应继续服役。但他们强迫我在土耳其军队里完成18个月的役期。那段时间就像坐牢一样。
我不想再回军队了。他们带我去了马尔丁，我刚参军时的基地就在那儿。我对他们说，不要带我去那里。但他们把我带到基地的一个刑讯室里，我看到地上有血。他们把我的双手吊在了水管上，直到第二天早上。随后，他们用手铐铐住了我，带我去了锡尔特军事基地。接着他们把我送到了写过报道检举我的士兵们身边。我拒绝拿起武器。军队的高级军官威胁说他大可杀了我。其他军官走进来并要我去参加训练。我拒绝了。
问：被军队释放后你去了哪里？
答：之后，我回到了家乡巴夫拉。当地警察对我的邻居和那些法西斯主义者说，我是一个恐怖分子，要他们好好地盯着我、监视我。警察来我家搜查过很多次。我有奥贾兰的书，被警察搜走了。我记得，当这些书被还回来时，我父亲才知道，原来奥贾兰的书不是非法书籍。
我父母告诉我，我失踪时，他们去军队打听过我的下落。军方竟表示，他们没收过我这个人。好在我们的一个亲戚也是军官，他告诉我父亲直接去军队总部问。我父亲便去了安卡拉的军队总部。军方说：“你是一个希腊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都是帮助库工党的，所以别找你儿子了。”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意识到他是一个本都希腊人[2]。我祖父的名字是康斯坦丁。
[2] 本都希腊人指黑海沿岸（尤其是南岸）的希腊人。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后，大部分本都希腊人被强制遣返回希腊，但信奉伊斯兰教的部分本都希腊人仍留在土耳其且逐渐被土耳其化。实际上，土耳其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比例是在希腊建国过程中留在或被放逐到土耳其的希腊族穆斯林。他们有的至今仍操希腊语，但自居为土耳其人且颇虔诚，因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穆斯林米利特。（译者注）
问：所以你就把自己的名字从易卜拉欣改成了扬尼斯[3]？
答：曾到游击队营地的记者告诉我，我是一个希腊人，因为他们追踪新闻，而这件事已经被报纸报道过了。这是我改名的原因。我是去年在乌尔法改的名字，那时我们正在前往与科巴尼交界的边境地区。我在乌尔法杀死了易卜拉欣（我自己）。
[3] 扬尼斯和作者祖父的名字康斯坦丁一样是希腊语名字，而伊卜拉欣则是土耳其语名字。从伊卜拉欣改名扬尼斯，标志着作者的民族认同从土耳其族转向希腊族。不过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近代的希腊民族主义实际上是排斥作者这样的希腊族穆斯林的。（译者注）
问：被游击队俘虏这件事真的改变了你吗？
答：我在巴夫拉的一位朋友曾说过：“你不可能就这么变了。我们以前常常一起揍库尔德人。你怎么会变呢？”他们不能相信我就这么变了。他们说，我是被库工党洗脑了。
但我说，如果一个人能亲眼见到库工党而不改变自己的想法，那他就真是铁石心肠了。
扬尼斯现在是因良心拒服兵役者运动（建立于2008年）的成员。此前，人们被强迫去服兵役。如果他们不服从命令拿起武器，那他们就要被送去军事监狱。2013年，因良心拒服兵役者协会成立了。在这个基础广泛的200人协会中，志愿者会为拒绝服役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土耳其法律规定，一个公民可以缴纳4000美元来免除兵役，但这些钱到了政府手里就会被用在军事产业上。因良心拒服兵役者拒绝靠向政府付钱来摆脱兵役。这个协会的成员，同时也是一名记者的奥努尔（Onur）告诉我们：“我们不会给军方一分一毫。”
根据土耳其刑法第318条，扬尼斯迄今已遭受了两项“协助他人逃避兵役”的指控。2016年1月，他因写文章鼓励因良心拒绝服役的行为而被判有期徒刑七个月。法院曾表示，如果扬尼斯同意在五年内不再参与任何政治运动，法院将不对他实施监禁。但扬尼斯拒绝了。他现在正在对判决提出上诉，在上诉被裁定之前还不用服刑。
2015年夏天以来，在土耳其许多城市，库尔德族聚居区的人们宣布自治。扬尼斯和他的同伴梅拉尔（Meral）也在一篇文章里和社交媒体上宣布他们“要在自己的家里”自治。于是他们又被法院传唤，这时的罪名是煽动分裂国家罪。梅拉尔被判无罪，但扬尼斯则又被判了五个月有期徒刑。这个案子，他现在也在向最高法院上诉。
2016年5月26日，扬尼斯会再次在法院出庭，这一次是指控他在村子里组织因良心拒服役的集会。
如果最高法院驳回扬尼斯的上诉，他就要坐牢。他告诉我们，如果这样，那时他会诉诸欧洲法院。据扬尼斯说，土耳其已经有好几次被欧洲法院发现，在处理因良心拒绝服役者的案子上违反了法律。
梅拉尔告诉共同监察网（Corporate Watch）：“我们在罗博斯基住了三年以上，他们都没有什么动静，但自从最近土耳其对库尔德人运动发起战争以来，他们就一直攻击我们。我们的权利应当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是反军国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应当就发生在库尔德斯坦的事情向他们的国家施压。”
她继续表示，土耳其政府正在把他们与欧盟达成的难民遣返协议作为政治工具，以及确保自己在库区的屠杀行径不会受到妨碍：“土耳其政府正在将难民当做政治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国家对吉兹雷和迪亚巴克尔的人员死亡保持缄默。”
原文标题：From Fascist to anti-militarist: An interview with a Turkish ex-sol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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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17-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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